觀察:全球性經濟蕭條風險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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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美聯儲幾年前退出量化寬松并開始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以來,新興市場開始遭受大規模資本外逃、本幣匯率貶值和歷史上多次發生的其他沖擊。2017年底的美國稅制改革在2018年甚至今年給新興市場經濟帶來了額外影響,導致許多新興市場暴露出隱藏的問題。

自中國在次貸危機后成功實施“4萬億”反危機計劃以來,全球經濟衰退的風險已升至最高水平,并繼續上升。這種風險主要來自新興市場、貿易戰和美國經濟三重風險的疊加。

新興市場風險:從土耳其蔓延到拉丁美洲和非洲

自從美聯儲幾年前退出量化寬松并開始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以來,新興市場已經開始遭受大規模資本外逃、本幣匯率貶值和歷史上多次發生的其他影響。2017年底的美國稅制改革給2018年乃至今年的新興市場經濟帶來了額外影響,導致許多新興市場暴露出隱藏的問題。

以土耳其為例 乍一看,土耳其自2002年以來的經濟增長表現相當令人眼花繚亂:2002年,土耳其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按現值美元計算為2325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3501美元。2003年,土耳其名義國內生產總值飆升30%,達到3031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4512美元 到2017年,土耳其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將達到7695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9647美元。

新興市場風險:從土耳其蔓延到拉丁美洲和非洲

15年來,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231%,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176%。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相比,土耳其的這種增長表現可以稱為“起飛” 然而,進一步深入分析表明,在過去十年左右的時間里,土耳其的經濟增長來自于壓低儲蓄率和擴大消費,同時提高投資率,從而加快經濟增長。因此,迅速擴大的儲蓄投資差距及其對外表現經常賬戶赤字是通過借入大量外債彌補的。

在本世紀初全球經濟快速增長和主要央行維持長期寬松貨幣政策的環境下,這套政策是可以維持的。即使在次貸危機爆發后,主要央行實施的量化寬松政策也支持了土耳其的上述操作策略。 然而,當主要央行的非常規貨幣政策不可避免地走到盡頭時,退出量化寬松和規模縮小導致的資本流動逆轉,使得其國際收支和債務風險日益突出,上述操作策略也越來越不可持續。匯率危機、資本外逃等一個接一個地到來,其經濟增長不得不逐漸消失。 根據土耳其統計局的數據,2018年,在當地貨幣價格不變的情況下,經濟增長了2.6%。然而,在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經濟分別下降了1.6%和2.4%,連續第二個季度出現負增長,陷入技術性衰退。

更糟糕的是,在日益收緊的外部經濟約束下,為了刺激國內投資和消費,中國領導人一直強烈反對加息。結果,土耳其里拉匯率不僅被削弱,而且土耳其債務的持續高速擴張、居民和商業部門的資本外逃、貨幣兌換(將當地貨幣兌換成外匯資產)加速了土耳其官方外匯儲備的縮水。 2018年8月土耳其的金融危機和今年3月土耳其地方選舉前夕的“股票和外匯雙殺”危機,不是特朗普報復性制裁和西方投資銀行負面報道的根源,而是土耳其經濟上述基本因素的極端惡化。 然而,危機過后,政府并沒有改變其通常的經濟路線和外交風格,土耳其的宏觀經濟趨勢總體上將惡化。

4月初,作者寫了一篇文章問道,“土耳其地方選舉會成為2019年新興市場危機的起點嗎?”在過去的幾個月里,阿根廷的股票和外匯市場經歷了一場短暫的崩盤。墨西哥可能會效仿阿根廷。近年來被一些國際投資者吹捧的非洲,也注定要暴露其致命風險。 即便是被西方視為最有希望趕上中國的發展中國家越南和印度,也面臨類似懸崖的下降趨勢,尤其是在印度。

中美貿易摩擦趨于全面和持久

去年中美貿易摩擦爆發后不久,作者在公開文章和論壇上斷言,中美貿易摩擦將是全面和持久的。 直到今天,作者仍然堅持這一判斷。

為什么我這么肯定?這是因為美國的許多主張違反了客觀經濟規律,但卻試圖通過“吃別國的藥,自己生病”來解決這些問題,這不可避免地會導致與我們的沖突。 如果美國的貿易逆差本質上是低國民儲蓄率的反映,作者整理并計算了1980年至2017年中國和美國的儲蓄率及其差異。結論如下:在過去的38年中,中國的儲蓄率一直高于美國。其中,1981年中美儲蓄率之差為8.6個百分點,而其他年份中美儲蓄率之差均超過10個百分點。15年來,中國和美國的儲蓄率相差10-19.9個百分點。14年來,中國和美國的儲蓄率相差20-29.9個百分點。8年來,中國和美國的儲蓄率之差超過了30個百分點。在此期間,中國和美國的儲蓄率最高,相差36.9個百分點。

國民儲蓄率的這一差距決定了無論中國如何擴大從美國的進口,美國的貿易赤字都無法在可預見的未來消除。美國軍費和社會保障兩大支出的過度擴張將進一步加劇這一問題。 根據美國聲明,如果雙方無法就具體的技術談判結果達成共識,美國仍將征收新關稅,特朗普政府極有可能重復他們一再表現出的“放棄條約的精神”。

作者認為,以下因素也將增加他“放棄協議”的可能性:首先,美國經濟蕭條和金融危機的陰云正在逼近地平線,如果它們成為現實,很可能會鼓勵美國政府進一步訴諸貿易保護主義 其次,特朗普的政治對手將加倍努力,利用貿易戰為特朗普“挖洞”。

美國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逼近

自2019年以來,國際股市迅速受到沖擊;自2019年7月底至8月初,國際證券市場經歷了從以前的新興市場到歐美等成熟市場的嚴重沖擊,出現了一系列新現象,表明美國經濟蕭條和金融危機的風險日益凸顯。

在股票市場,這一波成熟市場的波動始于美國時間7月31日,并在8月急劇加劇 其下降趨勢反映在指數和市值的下降上,其中市值的下降遠遠大于指數的下降。

在債券市場,成熟市場的波動性表明債券收益率持續下降,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家的債券收益率上下顛倒。

債券收益率下降的最顯著表現是負利率債券的規模急劇上升。 狹義負利率債券是指利率低于0的債券,廣義負利率債券是指利率低于國家中央銀行基準利率的債券 2016年4月,《金融時報》報告稱,全球市場共有近7萬億美元的負利率債券。彭博統計今年年初全球負利率債券存量為9.3萬億美元。現在,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負收益率債券(包括全球政府債券、企業債券和證券化債券)的整體規模已經達到16萬億美元,創下歷史紀錄,比今年年初增長72%。

就顛倒的債券收益率而言,8月14日,美國10年/2年期債券收益率差10年來首次逆轉,英國、加拿大等國家的2年期和10年期債券收益率曲線也出現逆轉 當日,3個月期和6個月期美國國債收益率上升,2年期國債收益率降至1.565%,10年期國債收益率降至1.561%,30年期國債收益率直接跌至歷史低點

為什么會這樣?根本原因在于經濟周期波動的客觀規律。 歸根結底,美國經濟無法擺脫周期性波動的約束。 截至今年7月底,美國這一輪經濟擴張已經超過120個月,創下了美國經濟史上最長時期的經濟擴張記錄,這也意味著不可避免的經濟蕭條正日益逼近美國。 基于這一基本客觀經濟法,美國和發達國家的證券市場參與者形成了惡性預期。自2019年7月底以來,成熟證券市場的動蕩反過來強化了惡性預期,造成了自我實現的沖擊。 作者預測,2019年到2020年的剩余時間將是美國經濟蕭條和金融危機的高風險時期。

梅新宇

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所研究員

(《小康》)。中國小康網獨家特刊)

這篇文章發表在2019年10月號的下洵

Special Statement:這篇文章是由網易媒體平臺“網易”的作者上傳和發表的,只代表了作者的觀點。 網易只提供信息發布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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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小康網獨家文章/梅新宇

自美聯儲幾年前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并開始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以來,新興市場開始遭受大規模資本外逃和本幣貶值之苦,這在歷史上已發生多次。2017年底的美國稅制改革在2018年甚至今年給新興市場經濟帶來了額外影響,導致許多新興市場暴露出隱藏的問題。

自中國在次貸危機后成功實施“4萬億”反危機計劃以來,全球經濟衰退的風險已升至最高水平,并繼續上升。這種風險主要來自新興市場、貿易戰和美國經濟三重風險的疊加。

新興市場風險:從土耳其蔓延到拉丁美洲和非洲

自美聯儲幾年前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并開始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以來,新興市場開始遭受大規模資本外逃和本幣貶值之苦,這在歷史上已發生多次。2017年底的美國稅制改革在2018年甚至今年給新興市場經濟帶來了額外影響,導致許多新興市場暴露出隱藏的問題。

以土耳其為例 乍一看,土耳其自2002年以來的經濟增長表現相當令人眼花繚亂:2002年,土耳其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按現值美元計算為2325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3501美元。2003年,土耳其名義國內生產總值飆升30%,達到3031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4512美元 到2017年,土耳其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將達到7695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9647美元。

15年來,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231%,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176%。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相比,土耳其的這種增長表現可以稱為“起飛” 然而,進一步深入分析表明,在過去十年左右的時間里,土耳其的經濟增長來自于壓低儲蓄率和擴大消費,同時提高投資率,從而加快經濟增長。因此,迅速擴大的儲蓄投資差距及其對外表現經常賬戶赤字是通過借入大量外債彌補的。

在本世紀初全球經濟快速增長和主要央行維持長期寬松貨幣政策的環境下,這套政策是可以維持的。即使在次貸危機爆發后,主要央行實施的量化寬松政策也支持了土耳其的上述操作策略。 然而,當主要央行的非常規貨幣政策不可避免地走到盡頭時,退出量化寬松和規模縮小導致的資本流動逆轉,使得其國際收支和債務風險日益突出,上述操作策略也越來越不可持續。匯率危機、資本外逃等一個接一個地到來,其經濟增長不得不逐漸消失。 根據土耳其統計局的數據,2018年,在當地貨幣價格不變的情況下,經濟增長了2.6%。然而,在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經濟分別下降了1.6%和2.4%,連續第二個季度出現負增長,陷入技術性衰退。

更糟糕的是,在日益收緊的外部經濟約束下,為了刺激國內投資和消費,中國領導人一直強烈反對加息。結果,土耳其里拉匯率不僅被削弱,而且土耳其債務的持續高速擴張、居民和商業部門的資本外逃、貨幣兌換(將當地貨幣兌換成外匯資產)加速了土耳其官方外匯儲備的縮水。 2018年8月土耳其的金融危機和今年3月土耳其地方選舉前夕的“股票和外匯雙殺”危機,不是特朗普報復性制裁和西方投資銀行負面報道的根源,而是土耳其經濟上述基本因素的極端惡化。 然而,危機過后,政府并沒有改變其通常的經濟路線和外交風格,土耳其的宏觀經濟趨勢總體上將惡化。

4月初,作者寫了一篇文章問道,“土耳其地方選舉會成為2019年新興市場危機的起點嗎?”在過去的幾個月里,阿根廷的股票和外匯市場經歷了一場短暫的崩盤。墨西哥可能會效仿阿根廷。近年來被一些國際投資者吹捧的非洲,也注定要暴露其致命風險。 即便是被西方視為最有希望趕上中國的發展中國家越南和印度,也面臨類似懸崖的下降趨勢,尤其是在印度。

中美貿易摩擦趨于全面和持久

去年中美貿易摩擦爆發后不久,作者在公開文章和論壇上斷言,中美貿易摩擦將是全面和持久的。 直到今天,作者仍然堅持這一判斷。

為什么我這么肯定?這是因為美國的許多主張違反了客觀經濟規律,但卻試圖通過“吃別國的藥,自己生病”來解決這些問題,這不可避免地會導致與我們的沖突。 如果美國的貿易逆差本質上是低國民儲蓄率的反映,作者整理并計算了1980年至2017年中國和美國的儲蓄率及其差異。結論如下:在過去的38年中,中國的儲蓄率一直高于美國。其中,1981年中美儲蓄率之差為8.6個百分點,而其他年份中美儲蓄率之差均超過10個百分點。15年來,中國和美國的儲蓄率相差10-19.9個百分點。14年來,中國和美國的儲蓄率相差20-29.9個百分點。8年來,中國和美國的儲蓄率之差超過了30個百分點。在此期間,中國和美國的儲蓄率最高,相差36.9個百分點。

國民儲蓄率的這一差距決定了無論中國如何擴大從美國的進口,美國的貿易赤字都無法在可預見的未來消除。美國軍費和社會保障兩大支出的過度擴張將進一步加劇這一問題。 根據美國聲明,如果雙方無法就具體的技術談判結果達成共識,美國仍將征收新關稅,特朗普政府極有可能重復他們一再表現出的“放棄條約的精神”。

作者認為,以下因素也將增加他“放棄協議”的可能性:首先,美國經濟蕭條和金融危機的陰云正在逼近地平線,如果它們成為現實,很可能會鼓勵美國政府進一步訴諸貿易保護主義 其次,特朗普的政治對手將加倍努力,利用貿易戰為特朗普“挖洞”。

美國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逼近

自2019年以來,國際股市迅速受到沖擊;自2019年7月底至8月初,國際證券市場經歷了從以前的新興市場到歐美等成熟市場的嚴重沖擊,出現了一系列新現象,表明美國經濟蕭條和金融危機的風險日益凸顯。

在股票市場,這一波成熟市場的波動始于美國時間7月31日,并在8月急劇加劇 其下降趨勢反映在指數和市值的下降上,其中市值的下降遠遠大于指數的下降。

在債券市場,成熟市場的波動性表明債券收益率持續下降,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家的債券收益率上下顛倒。

債券收益率下降的最顯著表現是負利率債券的規模急劇上升。 狹義負利率債券是指利率低于0的債券,廣義負利率債券是指利率低于國家中央銀行基準利率的債券 2016年4月,《小康》報告稱,全球市場共有近7萬億美元的負利率債券。彭博統計今年年初全球負利率債券存量為9.3萬億美元。現在,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負收益率債券(包括全球政府債券、企業債券和證券化債券)的整體規模已經達到16萬億美元,創下歷史紀錄,比今年年初增長72%。

就顛倒的債券收益率而言,8月14日,美國10年/2年期債券收益率差10年來首次逆轉,英國、加拿大等國家的2年期和10年期債券收益率曲線也出現逆轉 當日,3個月期和6個月期美國國債收益率上升,2年期國債收益率降至1.565%,10年期國債收益率降至1.561%,30年期國債收益率直接跌至歷史低點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根本原因在于經濟周期波動的客觀規律。美國經濟歸根結底不可能擺脫周期性波動的約束。截至今年7月末,美國這一輪經濟擴張已經超過120個月,創造了美國經濟史上經濟擴張期最長的紀錄,也意味著不可避免的經濟蕭條正日益逼近美國。基于這一基本客觀經濟規律,美國和發達國家證券市場參與者形成了惡性預期;2019年7月末以來成熟證券市場動蕩又反過來加強惡性預期,形成自我實現的震蕩。筆者預計,2019年剩余時間至2020年全年是美國經濟蕭條、金融危機爆發的高風險時段。

梅新育

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 《金融時報》 中國小康網 獨家專稿)

本文刊登于 《小康》 2019年10月下旬刊

中國小康網 獨家專稿

文/梅新育

自從前幾年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啟動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以來,新興市場就如同歷史上多次發生過的那樣開始遭受大規模資本外逃、本幣匯率貶值等沖擊,2017年末的美國稅改又給2018年、乃至今年的新興市場經濟帶來了額外的沖擊,導致許多新興市場潛藏的問題暴露無遺。

全球性經濟蕭條的風險已經上升到了次貸危機后中國成功實施“四萬億”反危機計劃以來的最高水平,而且還在繼續上升,而這種風險又主要來自新興市場、貿易戰與美國經濟三重風險的疊加。

新興市場風險:從土耳其向拉美和非洲蔓延

自從前幾年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啟動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以來,新興市場就如同歷史上多次發生過的那樣開始遭受大規模資本外逃、本幣匯率貶值等沖擊,2017年末的美國稅改又給2018年、乃至今年的新興市場經濟帶來了額外的沖擊,導致許多新興市場潛藏的問題暴露無遺。

以土耳其為例。初看起來,自2002年以來,土耳其的經濟增長業績相當炫目:2002年,以美元現價計算的土耳其名義GDP為2325億美元,人均GDP為3501美元; 2003年,土耳其名義GDP猛漲30%達到3031億美元,人均GDP為4512美元。到2017年,土耳其名義GDP已達7695億美元,人均GDP達9647美元。

15年時間,名義GDP增長231%,人均GDP增長176%,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相比,土耳其如此增長業績,堪稱“起飛”。然而,進一步深入分析,可以發現,這十幾年來,土耳其經濟增長來自壓低儲蓄率擴大消費,同時提高投資率,以此推動經濟增長提速;對由此導致的急劇擴大的儲蓄投資缺口及其外在表現經常項目收支逆差,通過大量借入外債來彌補。

在本世紀初全球經濟增長一派欣欣向榮、主要中央銀行長期維持較為寬松貨幣政策的環境下,這套路數能夠維持;即使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后,主要中央銀行實施的量化寬松政策也支持了土耳其的上述操作策略。然而,當主要中央銀行非常規貨幣政策不可避免地走向終結時,退出量化寬松、縮表導致的資本流動逆轉使其國際收支與債務風險日益凸顯,它的上述操作策略日益難以為繼,匯率危機、資本外逃等等相繼襲來,其經濟增長也就不能不日薄西山了。按照土耳其統計局數據,以本幣不變價格計算,雖然2018全年經濟仍增長了2.6%,但第三、四季度環比分別下降1.6%、2.4%,連續兩個季度環比負增長,已經陷入技術性衰退之中。

更糟糕的是,在經濟外部約束日益收緊的情況下,為了刺激國內投資和消費,該國領導人一直強烈反對加息,其結果是不僅削弱了土耳其里拉的匯率,而且激勵了土耳其負債的繼續高速膨脹,以及居民和企業部門的資本外逃、貨幣轉換(將本幣轉為外匯資產),加快了土耳其官方外匯儲備的萎縮。2018年8月土耳其金融危機,今年3月份土耳其地方選舉前夕遭遇“股匯雙殺”危機,根本原因并不是特朗普的報復性制裁和西方投行的負面報告,而是土耳其經濟上述基本面因素的極度惡化。然而,在這場危機之后,該國政府并未改變其一貫經濟路數和外交風格,土耳其宏觀經濟趨向總體而言將更加惡化。

4月初,筆者就撰文提出,“土耳其地方選舉是否會成為2019新興市場危機起點?”幾個月以來,阿根廷股匯債三市遭遇閃崩,墨西哥很有可能繼阿根廷之后塵,而這幾年備受一些國際投資者吹捧的非洲也注定將繼而暴露其致命風險。即使被西方視為發展中國家中最有希望趕超中國的越南、印度宏觀經濟,同樣存在發生斷崖式下行的風險,印度此種風險尤為突出。

中美貿易摩擦趨向全面、持久

去年中美貿易摩擦爆發不久,筆者就在公開文章和論壇上斷言,中美貿易摩擦將是全面的、持久的。時至今日,筆者依然堅持這種判斷。

我為什么如此斷言?因為美方的不少主張違反客觀經濟規律,卻企圖通過“自己生病、別國吃藥”來解決,不可避免要與我方沖突。如美國貿易逆差本質上是國民儲蓄過低的體現,筆者整理計算了年間中美兩國儲蓄率及其差額,結論如下:這38年里所有年份中國儲蓄率均高于美國;其中除1981年一年中美儲蓄率差額為8.6個百分點之外,其余所有年份中美儲蓄率差額均大于10個百分點;其中有15年中美儲蓄率差額在1019.9個百分點之間;有14年中美儲蓄率差額在2029.9個百分點之間;有8年中美儲蓄率差額超過30個百分點;在此期間,中美儲蓄率差額最高紀錄為36.9個百分點。

這樣的國民儲蓄率差距,決定了無論中國如何擴大從美國進口,美國貿易逆差在可預見的未來都不可能消除,美國軍費、社會保障兩大開支過度膨脹還會加劇這一問題。而按照美方表述,如果接下來雙方團隊具體技術性談判結果不能達成共識,美方仍然會加征新的關稅,特朗普政府也完全有可能重演他們已經一再表現的“棄約精神”。

筆者認為,以下因素還會加大他“棄約”的概率:其一,美國經濟蕭條、金融危機的陰云已經在地平線上若隱若現,倘若成為現實,很有可能激勵美國政府進一步訴諸貿易保護主義。其二,特朗普政敵會加倍努力利用貿易戰給特朗普“挖坑”。

美國經濟蕭條與金融危機正在逼近

2019年以來,國際證券市場劇烈震蕩;2019年7月末、8月初以來,國際證券市場劇烈震蕩從此前的新興市場蔓延到美歐等成熟市場,而且出現了一系列新現象,表明美國經濟蕭條、金融危機風險正在凸顯。

在股市,成熟市場這一波震蕩始于美國時間7月31日,在8月份震蕩驟然猛烈加劇。其下行體現在指數、市值下跌,其中市值萎縮幅度又遠遠大于指數下跌幅度。

在債券市場,成熟市場震蕩表現為債券收益率持續走低,且美、英、加等國出現國債收益率倒掛現象。

債券收益率走低最突出表現為負利率債券規模猛漲。狹義的負利率債券指債券利率低于0,廣義負利率債券指債券收益率低于該國央行基準利率。2016年4月, 《小康》 曾報道全球市場負利率債券規模總計近7萬億美元,彭博統計的今年年初全球負利率債券存量規模為9.3萬億美元,現在,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負收益率債券(包括全球政府債券、企業債券和證券化債券)總體規模已經高達16萬億美元,創造歷史紀錄,比年初猛增72%之多。

在國債收益率倒掛方面,8月14日,美國10年/2年國債期限利差出現10年來首次倒掛,英國、加拿大等國也出現了2年和10年期國債收益率曲線倒掛現象。當日3個月期、6個月期美國國債收益率收漲,2年期國債收益收跌至1.565%,10年期收跌至1.561%,30年期債券收益率則直接跌至歷史低點。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根本原因在于經濟周期波動的客觀規律。美國經濟歸根結底不可能擺脫周期性波動的約束。截至今年7月末,美國這一輪經濟擴張已經超過120個月,創造了美國經濟史上經濟擴張期最長的紀錄,也意味著不可避免的經濟蕭條正日益逼近美國。基于這一基本客觀經濟規律,美國和發達國家證券市場參與者形成了惡性預期;2019年7月末以來成熟證券市場動蕩又反過來加強惡性預期,形成自我實現的震蕩。筆者預計,2019年剩余時間至2020年全年是美國經濟蕭條、金融危機爆發的高風險時段。

梅新育

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 《金融時報》 中國小康網 獨家專稿)

本文刊登于 《小康》 2019年10月下旬刊

特別聲明:本文為網易自媒體平臺“網易號”作者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觀點。網易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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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小康網 獨家專稿

文/梅新育

自從前幾年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啟動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以來,新興市場就如同歷史上多次發生過的那樣開始遭受大規模資本外逃、本幣匯率貶值等沖擊,2017年末的美國稅改又給2018年、乃至今年的新興市場經濟帶來了額外的沖擊,導致許多新興市場潛藏的問題暴露無遺。

全球性經濟蕭條的風險已經上升到了次貸危機后中國成功實施“四萬億”反危機計劃以來的最高水平,而且還在繼續上升,而這種風險又主要來自新興市場、貿易戰與美國經濟三重風險的疊加。

新興市場風險:從土耳其向拉美和非洲蔓延

自從前幾年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啟動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以來,新興市場就如同歷史上多次發生過的那樣開始遭受大規模資本外逃、本幣匯率貶值等沖擊,2017年末的美國稅改又給2018年、乃至今年的新興市場經濟帶來了額外的沖擊,導致許多新興市場潛藏的問題暴露無遺。

以土耳其為例。初看起來,自2002年以來,土耳其的經濟增長業績相當炫目:2002年,以美元現價計算的土耳其名義GDP為2325億美元,人均GDP為3501美元; 2003年,土耳其名義GDP猛漲30%達到3031億美元,人均GDP為4512美元。到2017年,土耳其名義GDP已達7695億美元,人均GDP達9647美元。

15年時間,名義GDP增長231%,人均GDP增長176%,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相比,土耳其如此增長業績,堪稱“起飛”。然而,進一步深入分析,可以發現,這十幾年來,土耳其經濟增長來自壓低儲蓄率擴大消費,同時提高投資率,以此推動經濟增長提速;對由此導致的急劇擴大的儲蓄投資缺口及其外在表現經常項目收支逆差,通過大量借入外債來彌補。

在本世紀初全球經濟增長一派欣欣向榮、主要中央銀行長期維持較為寬松貨幣政策的環境下,這套路數能夠維持;即使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后,主要中央銀行實施的量化寬松政策也支持了土耳其的上述操作策略。然而,當主要中央銀行非常規貨幣政策不可避免地走向終結時,退出量化寬松、縮表導致的資本流動逆轉使其國際收支與債務風險日益凸顯,它的上述操作策略日益難以為繼,匯率危機、資本外逃等等相繼襲來,其經濟增長也就不能不日薄西山了。按照土耳其統計局數據,以本幣不變價格計算,雖然2018全年經濟仍增長了2.6%,但第三、四季度環比分別下降1.6%、2.4%,連續兩個季度環比負增長,已經陷入技術性衰退之中。

更糟糕的是,在經濟外部約束日益收緊的情況下,為了刺激國內投資和消費,該國領導人一直強烈反對加息,其結果是不僅削弱了土耳其里拉的匯率,而且激勵了土耳其負債的繼續高速膨脹,以及居民和企業部門的資本外逃、貨幣轉換(將本幣轉為外匯資產),加快了土耳其官方外匯儲備的萎縮。2018年8月土耳其金融危機,今年3月份土耳其地方選舉前夕遭遇“股匯雙殺”危機,根本原因并不是特朗普的報復性制裁和西方投行的負面報告,而是土耳其經濟上述基本面因素的極度惡化。然而,在這場危機之后,該國政府并未改變其一貫經濟路數和外交風格,土耳其宏觀經濟趨向總體而言將更加惡化。

4月初,筆者就撰文提出,“土耳其地方選舉是否會成為2019新興市場危機起點?”幾個月以來,阿根廷股匯債三市遭遇閃崩,墨西哥很有可能繼阿根廷之后塵,而這幾年備受一些國際投資者吹捧的非洲也注定將繼而暴露其致命風險。即使被西方視為發展中國家中最有希望趕超中國的越南、印度宏觀經濟,同樣存在發生斷崖式下行的風險,印度此種風險尤為突出。

中美貿易摩擦趨向全面、持久

去年中美貿易摩擦爆發不久,筆者就在公開文章和論壇上斷言,中美貿易摩擦將是全面的、持久的。時至今日,筆者依然堅持這種判斷。

我為什么如此斷言?因為美方的不少主張違反客觀經濟規律,卻企圖通過“自己生病、別國吃藥”來解決,不可避免要與我方沖突。如美國貿易逆差本質上是國民儲蓄過低的體現,筆者整理計算了年間中美兩國儲蓄率及其差額,結論如下:這38年里所有年份中國儲蓄率均高于美國;其中除1981年一年中美儲蓄率差額為8.6個百分點之外,其余所有年份中美儲蓄率差額均大于10個百分點;其中有15年中美儲蓄率差額在1019.9個百分點之間;有14年中美儲蓄率差額在2029.9個百分點之間;有8年中美儲蓄率差額超過30個百分點;在此期間,中美儲蓄率差額最高紀錄為36.9個百分點。

這樣的國民儲蓄率差距,決定了無論中國如何擴大從美國進口,美國貿易逆差在可預見的未來都不可能消除,美國軍費、社會保障兩大開支過度膨脹還會加劇這一問題。而按照美方表述,如果接下來雙方團隊具體技術性談判結果不能達成共識,美方仍然會加征新的關稅,特朗普政府也完全有可能重演他們已經一再表現的“棄約精神”。

筆者認為,以下因素還會加大他“棄約”的概率:其一,美國經濟蕭條、金融危機的陰云已經在地平線上若隱若現,倘若成為現實,很有可能激勵美國政府進一步訴諸貿易保護主義。其二,特朗普政敵會加倍努力利用貿易戰給特朗普“挖坑”。

美國經濟蕭條與金融危機正在逼近

2019年以來,國際證券市場劇烈震蕩;2019年7月末、8月初以來,國際證券市場劇烈震蕩從此前的新興市場蔓延到美歐等成熟市場,而且出現了一系列新現象,表明美國經濟蕭條、金融危機風險正在凸顯。

在股市,成熟市場這一波震蕩始于美國時間7月31日,在8月份震蕩驟然猛烈加劇。其下行體現在指數、市值下跌,其中市值萎縮幅度又遠遠大于指數下跌幅度。

在債券市場,成熟市場震蕩表現為債券收益率持續走低,且美、英、加等國出現國債收益率倒掛現象。

債券收益率走低最突出表現為負利率債券規模猛漲。狹義的負利率債券指債券利率低于0,廣義負利率債券指債券收益率低于該國央行基準利率。2016年4月, 《小康》 曾報道全球市場負利率債券規模總計近7萬億美元,彭博統計的今年年初全球負利率債券存量規模為9.3萬億美元,現在,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負收益率債券(包括全球政府債券、企業債券和證券化債券)總體規模已經高達16萬億美元,創造歷史紀錄,比年初猛增72%之多。

在國債收益率倒掛方面,8月14日,美國10年/2年國債期限利差出現10年來首次倒掛,英國、加拿大等國也出現了2年和10年期國債收益率曲線倒掛現象。當日3個月期、6個月期美國國債收益率收漲,2年期國債收益收跌至1.565%,10年期收跌至1.561%,30年期債券收益率則直接跌至歷史低點。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根本原因在于經濟周期波動的客觀規律。美國經濟歸根結底不可能擺脫周期性波動的約束。截至今年7月末,美國這一輪經濟擴張已經超過120個月,創造了美國經濟史上經濟擴張期最長的紀錄,也意味著不可避免的經濟蕭條正日益逼近美國。基于這一基本客觀經濟規律,美國和發達國家證券市場參與者形成了惡性預期;2019年7月末以來成熟證券市場動蕩又反過來加強惡性預期,形成自我實現的震蕩。筆者預計,2019年剩余時間至2020年全年是美國經濟蕭條、金融危機爆發的高風險時段。

梅新育

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 《金融時報》 中國小康網 獨家專稿)

本文刊登于 《小康》 2019年10月下旬刊

中國小康網 獨家專稿

文/梅新育

自從前幾年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啟動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以來,新興市場就如同歷史上多次發生過的那樣開始遭受大規模資本外逃、本幣匯率貶值等沖擊,2017年末的美國稅改又給2018年、乃至今年的新興市場經濟帶來了額外的沖擊,導致許多新興市場潛藏的問題暴露無遺。

全球性經濟蕭條的風險已經上升到了次貸危機后中國成功實施“四萬億”反危機計劃以來的最高水平,而且還在繼續上升,而這種風險又主要來自新興市場、貿易戰與美國經濟三重風險的疊加。

新興市場風險:從土耳其向拉美和非洲蔓延

自從前幾年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啟動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以來,新興市場就如同歷史上多次發生過的那樣開始遭受大規模資本外逃、本幣匯率貶值等沖擊,2017年末的美國稅改又給2018年、乃至今年的新興市場經濟帶來了額外的沖擊,導致許多新興市場潛藏的問題暴露無遺。

以土耳其為例。初看起來,自2002年以來,土耳其的經濟增長業績相當炫目:2002年,以美元現價計算的土耳其名義GDP為2325億美元,人均GDP為3501美元; 2003年,土耳其名義GDP猛漲30%達到3031億美元,人均GDP為4512美元。到2017年,土耳其名義GDP已達7695億美元,人均GDP達9647美元。

15年時間,名義GDP增長231%,人均GDP增長176%,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相比,土耳其如此增長業績,堪稱“起飛”。然而,進一步深入分析,可以發現,這十幾年來,土耳其經濟增長來自壓低儲蓄率擴大消費,同時提高投資率,以此推動經濟增長提速;對由此導致的急劇擴大的儲蓄投資缺口及其外在表現經常項目收支逆差,通過大量借入外債來彌補。

在本世紀初全球經濟增長一派欣欣向榮、主要中央銀行長期維持較為寬松貨幣政策的環境下,這套路數能夠維持;即使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后,主要中央銀行實施的量化寬松政策也支持了土耳其的上述操作策略。然而,當主要中央銀行非常規貨幣政策不可避免地走向終結時,退出量化寬松、縮表導致的資本流動逆轉使其國際收支與債務風險日益凸顯,它的上述操作策略日益難以為繼,匯率危機、資本外逃等等相繼襲來,其經濟增長也就不能不日薄西山了。按照土耳其統計局數據,以本幣不變價格計算,雖然2018全年經濟仍增長了2.6%,但第三、四季度環比分別下降1.6%、2.4%,連續兩個季度環比負增長,已經陷入技術性衰退之中。

更糟糕的是,在經濟外部約束日益收緊的情況下,為了刺激國內投資和消費,該國領導人一直強烈反對加息,其結果是不僅削弱了土耳其里拉的匯率,而且激勵了土耳其負債的繼續高速膨脹,以及居民和企業部門的資本外逃、貨幣轉換(將本幣轉為外匯資產),加快了土耳其官方外匯儲備的萎縮。2018年8月土耳其金融危機,今年3月份土耳其地方選舉前夕遭遇“股匯雙殺”危機,根本原因并不是特朗普的報復性制裁和西方投行的負面報告,而是土耳其經濟上述基本面因素的極度惡化。然而,在這場危機之后,該國政府并未改變其一貫經濟路數和外交風格,土耳其宏觀經濟趨向總體而言將更加惡化。

4月初,筆者就撰文提出,“土耳其地方選舉是否會成為2019新興市場危機起點?”幾個月以來,阿根廷股匯債三市遭遇閃崩,墨西哥很有可能繼阿根廷之后塵,而這幾年備受一些國際投資者吹捧的非洲也注定將繼而暴露其致命風險。即使被西方視為發展中國家中最有希望趕超中國的越南、印度宏觀經濟,同樣存在發生斷崖式下行的風險,印度此種風險尤為突出。

中美貿易摩擦趨向全面、持久

去年中美貿易摩擦爆發不久,筆者就在公開文章和論壇上斷言,中美貿易摩擦將是全面的、持久的。時至今日,筆者依然堅持這種判斷。

我為什么如此斷言?因為美方的不少主張違反客觀經濟規律,卻企圖通過“自己生病、別國吃藥”來解決,不可避免要與我方沖突。如美國貿易逆差本質上是國民儲蓄過低的體現,筆者整理計算了年間中美兩國儲蓄率及其差額,結論如下:這38年里所有年份中國儲蓄率均高于美國;其中除1981年一年中美儲蓄率差額為8.6個百分點之外,其余所有年份中美儲蓄率差額均大于10個百分點;其中有15年中美儲蓄率差額在1019.9個百分點之間;有14年中美儲蓄率差額在2029.9個百分點之間;有8年中美儲蓄率差額超過30個百分點;在此期間,中美儲蓄率差額最高紀錄為36.9個百分點。

這樣的國民儲蓄率差距,決定了無論中國如何擴大從美國進口,美國貿易逆差在可預見的未來都不可能消除,美國軍費、社會保障兩大開支過度膨脹還會加劇這一問題。而按照美方表述,如果接下來雙方團隊具體技術性談判結果不能達成共識,美方仍然會加征新的關稅,特朗普政府也完全有可能重演他們已經一再表現的“棄約精神”。

筆者認為,以下因素還會加大他“棄約”的概率:其一,美國經濟蕭條、金融危機的陰云已經在地平線上若隱若現,倘若成為現實,很有可能激勵美國政府進一步訴諸貿易保護主義。其二,特朗普政敵會加倍努力利用貿易戰給特朗普“挖坑”。

美國經濟蕭條與金融危機正在逼近

2019年以來,國際證券市場劇烈震蕩;2019年7月末、8月初以來,國際證券市場劇烈震蕩從此前的新興市場蔓延到美歐等成熟市場,而且出現了一系列新現象,表明美國經濟蕭條、金融危機風險正在凸顯。

在股市,成熟市場這一波震蕩始于美國時間7月31日,在8月份震蕩驟然猛烈加劇。其下行體現在指數、市值下跌,其中市值萎縮幅度又遠遠大于指數下跌幅度。

在債券市場,成熟市場震蕩表現為債券收益率持續走低,且美、英、加等國出現國債收益率倒掛現象。

債券收益率走低最突出表現為負利率債券規模猛漲。狹義的負利率債券指債券利率低于0,廣義負利率債券指債券收益率低于該國央行基準利率。2016年4月, 《小康》 曾報道全球市場負利率債券規模總計近7萬億美元,彭博統計的今年年初全球負利率債券存量規模為9.3萬億美元,現在,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負收益率債券(包括全球政府債券、企業債券和證券化債券)總體規模已經高達16萬億美元,創造歷史紀錄,比年初猛增72%之多。

在國債收益率倒掛方面,8月14日,美國10年/2年國債期限利差出現10年來首次倒掛,英國、加拿大等國也出現了2年和10年期國債收益率曲線倒掛現象。當日3個月期、6個月期美國國債收益率收漲,2年期國債收益收跌至1.565%,10年期收跌至1.561%,30年期債券收益率則直接跌至歷史低點。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根本原因在于經濟周期波動的客觀規律。美國經濟歸根結底不可能擺脫周期性波動的約束。截至今年7月末,美國這一輪經濟擴張已經超過120個月,創造了美國經濟史上經濟擴張期最長的紀錄,也意味著不可避免的經濟蕭條正日益逼近美國。基于這一基本客觀經濟規律,美國和發達國家證券市場參與者形成了惡性預期;2019年7月末以來成熟證券市場動蕩又反過來加強惡性預期,形成自我實現的震蕩。筆者預計,2019年剩余時間至2020年全年是美國經濟蕭條、金融危機爆發的高風險時段。

梅新育

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 《金融時報》 中國小康網 獨家專稿)

本文刊登于 《小康》 2019年10月下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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